算命术的发展与成熟

    天命观由先秦诸子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这种天命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淮南王刘安认为，“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扬雄《法言》也说：“遇不遇，命也。”有人向他问命，他说：“命是由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人为的称不上命，上天决定的命是逃避不了的。”

    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着的。他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初禀》等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可见，人们对于命运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的鼓吹，这里面还有一大批大学问家的参与、坚信与研究。

    在这种历史氛围下，算命术便应运而生了。

    其实早在殷商时代，统治者们就已经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后来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更使人相信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与天上的星象有关。《周礼。春宫》记载：“冯相氏掌声雷动十有二沈，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这里说的冯相氏和保章氏，是专管岁时星象，并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职官。

    用占卜、占星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方法，只能根据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进行分析，并且预测的事情也只能局限在近阶段所要做的事里。随着人们对预测术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原始的占卜和占星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要求预测一生吉凶祸福，贵贱寿夭的欲望，于是，标榜着能预测人们一生征途，包括过去未来的算命术就应运而生了。算命术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罢了。

    算命术的产生既然有着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中国算命术产生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自先秦两汉以来，伴随着哲学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盛行，哲学家们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平衡，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生发相互制约的结果。既然天地间事物的发生、发展和阴阳五行有关，那么作为一个小天地的人身，假如有可能推知他与生俱来的禀赋（即五行属性），不就可以测知他一生发展的前途了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阴阳五行就自然成了命理学中重要的理论依据了（阴阳、太极、五行、八卦是中国一切古老发明创造的哲学理论依据）。

    在时间上说的准确点，我国算命术的起源大概始于两汉时期，这反映在文字上的，主要见载在《白虎通义》和王充的《论衡》等著作里，而尤以《论衡》为最具代表性。综观王充所论,不但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并且还进一步触及到了生肖生克和夫妻妨害都是命的理论实践，从而成了我国算命发展史中实际上的先驱。

    从算命方法上看，自从后魏孙绍始推禄命，陶弘景有《三命抄略》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算命的方法很是简单粗糙，有的仅仅只就生日那天所碰上的星象来作推测，所以还形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也正是由于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一段时期算命家们共同的摸索探讨，到了唐代，才有了一次大的发展，质的飞跃。原因是阴阳五行和一个人出生年、月、日进一步紧密结合，以推断一生休咎的学说，在李唐三彩年间获得了方法上的确认。同一时，随着中外文化节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进中土，促膝长谈进了中土算命术的发展。

    在唐代算命术飞速发展，并且确立正式体系的过程中，起关键核心作用的有李虚中、僧一行、桑道茂等人。其中魏郡人李虚中，字常容。唐三彩德贞元年间，李虚中科考顺利，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殿中侍御史的官。平时，他精研阴阳五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来推定他一生中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并且竟然“百不失一”。以上这些，都是唐朝大儒韩愈白纸黑字，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里明白告诉我们的。由于李虚中本人的本事，再加上韩愈一吹，后人就把他尊为命理学家开山祖师了。因为东汉王充那一套，和李虚中“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的学说比较起来，毕竟粗糙的很，还形不成一套完整顿秩序的体系。

    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经过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算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并为后来的命理学家所广泛取法，这即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柱算命法（八字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