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择吉办事的习俗也流行起来了。“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个惯例。士人们行冠礼，要特意寻找“令月吉日”进行。据记载，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以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据说范蠡带西施出走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而且言之者死，说之者狂的日子，使越王勾践无可奈何。
　　　到汉代，择吉术形成了，而且还不止一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有一次召集长安城著名的择日家，问某日可否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各执一理，争得不亦乐乎。最后汉武帝发话：“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这才一锤定音，解决了这场争端。
　　　据《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汉代的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风角、奇门、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共二十余家，其中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
　　　汉代流行的各种择吉术，基本上是各为一体，互不依傍，互不统摄的。有的比较简单、浅薄，有的则十分艰深晦涩，难以掌握。
　　　由于择吉术的繁盛和择吉习俗的流行，汉代出现了专讲葬日吉凶刚柔的《葬历》，出现了专载祭祀的吉凶的《祭历》，专述裁衣沐浴吉凶日的《沐书》和裁衣之书，以及专详起造房宅和迁徙吉凶的历书。这些择日历书，虽满足了人们的部分求吉需要，但这种形式的历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所有大小事项一一编注成书。于是，择吉术日益与记载节气、年、月、日的历书紧密相结合，一种类似后世择吉黄历的历书产生了。当时编注历书的人，石每一干支下除了附注伏、腊、冬至、夏至、立春、立秋等节气外，还注上建、除、满、平、定、执、破、危等十二直，以及反支、血忌、八魁、大时、小时、土府、月煞等神煞，方便人们择日办事。
　　　汉代历书中的历注内容，总的看来还较少，但却代表了择吉术的发展趋向，成为后世择吉黄历的萌芽，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而在汉代以后不断发展，遂渐将建除、丛辰、堪舆、历家、五行、孤虚、禄命、六壬、奇门、七政等择吉术的主要内容纳入其中。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也不断完善。到唐代，后世择吉黄历的基本要素和形式，就已大体具备了。到两宋，择吉术及其表现形式黄历，与清代已无二致，完全成熟了。
　　　汉代择吉术，以分为特征。诸家学说，自为一体。后世择